最重要的是，作曲家在创作。但今天的作曲家们必须更好地解决许多作曲之外的问题，包括佣金、许可和版权，分发和数字流媒体，等等。在巴赫的时代，这可能会更容易：在苦涩和贫穷中度过，或者获得名声（如果不是财富的话），许多作曲家都会获得富足和有影响力的人赞助。然而，巴赫并没有通过邮件向演奏家发送MIDI文件的条件。 21世纪的作曲家有很多选择，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不太可能得到丰厚的报酬，除了那些近乎神奇的情况。当然，作曲本身就是有益的，也是值得的。无论你是一个成熟的还是有抱负的作曲家，对现实和商业细节方面关注太多，都可能对你的最终成功产生很大的影响。

作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佣金对创造性产出和许多作曲家的收入都至关重要。为特定的目的或事件向作曲家付费，鼓励其撰写新作品，这可以由任何有动力支持作曲家和支持新作品的人士来进行。高斯（Stephen Goss）是当代最著名的古典吉他作曲家之一，他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受委托创作的，并且已经持续了25年左右。 如果没有佣金，我会写音乐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对于我来说，作曲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私人过程。如果没有在某个目的性的项目（演奏或录音）与某人合作，那么我就不会去创作。”

“交流和交换是至关重要的。 要记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委托者为他们想要的东西付费，”高斯继续道。 “要明确了解，那些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成功的关键。双方都需要管理彼此的期望。我已经了解到，挑战是尽可能创新，同时紧紧抓住核心。

“获得佣金是奖励、补助和社会努力促进的渐进过程。”赢得欧洲作曲奖，导致我第一次接到委托创作任务，”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智利作曲家Javier Farias表示，他是西班牙安德烈斯作曲比赛的第一名、意大利皮塔卢加吉他比赛和Concorso 2 de Agosto作曲比赛的第一名。

 “由于机构和个人都非常感兴趣地参与委托创作新音乐，所以我重新安家到了美国，这让我找到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因为音乐的村治必须要实现演奏家和作曲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他的案例中，最近的委托创作来自哈佛大学的弗洛姆音乐基金会、美国新音乐大会、旧金山音乐学院吉他合奏团，、卡内基音乐厅，以及阿波罗室内演奏家等。

对于高斯而言，会议和艺术节至关重要，特别是美国吉他基金会（GFA）大会。“我认为作曲家必须走出去 - 与人见面，与人交谈，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场合分享想法。”他说， “作曲家必须小心，不要攻击那些自我推销的人。然而，对作曲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无休止地创作最新受到追捧的作品项目更具吸引力了。艺术节具有双重功能：与可能演奏或聆听我音乐的人会面、交谈和分享想法，并聆听其他作曲家创作的音乐。 GFA大会总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有许多看似无限的网络机会，鼓舞人心的音乐会和发人深省的讲座。”

对于著名的瑞士作曲家Jürg Kindle来说，委托创作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重要，但合作的机会仍然是有益的。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著名的作曲家，我得到了很多佣金；不幸的是，很少”，金德承认。 “我的作品都来自主动的创作。当然，当你可以为一个特定的乐团写作特别的东西时，动机和灵感要高得很多。我受到讲座、研讨会的邀请，这些都是与吉他界接触的最佳机会。“

限制中的自由

矛盾的是，委约创作强加的固有限制可能会使作曲家受益。 “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的限制越多，我的创造力就越大，”高斯说。 “我喜欢处理非常规范的委托创作。最难写的是，委员们说“做你想做的事情。”截止日期对我的创作过程也非常重要，这能够完成促使我聚焦于创作，并做出决策。因此，我的作曲生活是一系列的截止日期。”

作曲家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当你收到一个委托时，利益相关者为此付出了很多，了解关于你所创作音乐的知识，因此对某种风格的限制通常很少，”法里亚斯（Farias）说。 “您需要提前就乐器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就我而言，大多数委托都涉及与其他乐器一起为吉他创作音乐：合唱团、弦乐四重奏、管弦乐队等。”

“有些项目非常具有实验性， 而其他项目涉及的风险就较小，”高斯补充道。 “这些方面由委托者管理。我从与我合作的艺术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每个艺术家都会为合作过程带来不同的东西 - 他们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投入。我认为对此敏感并准备好灵活和适应性，这非常重要。在写作独奏作品时，通常会有很多试错的空间；如果我正在为管弦乐队写作，那么音乐片段需要直接从页面播放。你的乐谱中任何模棱两可都可能无法进行管弦乐排练。”

迈向原始文本（URTEXT）

Jürg Kindle的教学和作曲是相互关联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名声。 “在80年代早期，很少有教育文献可用于吉他，所以起初，我为学生们创作音乐，纯粹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有用的东西，”他说。 “作为一名吉他教师，35年来，我最重要的学习经历来自音乐学院。我已经在自己的教学中尝试了所有的作品 - 使用得良好，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教学并且来自实践。“

与表演者合作也需要学习过程。“我已经了解到，从表演者的音乐世界观中看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 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 高斯说，“我已经学会了总是尝试为那些首先要表演的人或者那些完全定制音乐的人。我会尽一切努力去了解他们的演奏情况，并尝试编写适合他们的音乐。表演背景非常重要。因此，我为约翰威廉斯、大卫罗素和杨雪霏等人写过非常不同的吉他作品。

Kindle对此表示同意：“与他们合作，或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上与吉他交响乐团合作，是快乐的时刻。如果你成功地准确地捕捉了表演者的技术和音乐水平，找到适合他们的故事，将其封装在身体、思想和灵魂中，并满足观众，你的想法与其实现之间的美妙循环是完全实现的。”

Farias建议使用当今的技术来促进协作。 “对于世界首演或首录，我会向音乐家发送一些新作品的MIDI文件。一些音乐家可能不需要或不喜欢这个，但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证明有助于让演奏者更有信心地表演新作品的。”

高斯也呼应这个观点，即让表演者在演奏新作品时感到舒适的重要性。 “确保独奏者在舞台上感觉舒适，因为一件作品的技术和音乐挑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想要多次重演，”他说。 “我的音乐不容易演奏，但这并非不合理。我已经了解到，对于委托我创作的每个表演者来说，一件作品必须是合适的长度、风格和复杂程度。我也喜欢花时间与表演者一起，尝试为我的作品初稿中可能存在的技术和音乐问题找到优雅的解决方案。我们倾向于朝着最好的版本努力，而不是远离一个完美的概念，或完美的“原创”。一个原始文本版本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不是远离它。”

发表还是珍藏

作曲家可以利用出版公司以手稿形式提供他们的作品，但与图书出版一样，许多人正在转向自我出版的可能性。 “发表你的音乐作品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可以帮助你的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播，”但是法里亚斯警告说，“尽管如此，大多数作曲家在版税方面都不会有太多看法，除非你非常成功或出版神奇的材料。“

高斯还警告说，“虽然有机会发表一个人的音乐，并非所有出版商都提供相同的东西，并且存在许多陷阱。我的主要建议是，在签订合同之前获得法律支持，并与您的潜在出版商就他们能为您提供的确切内容进行全面而坦率的讨论。自我出版也有很多话要说，现在通过互联网分销更容易。话虽如此，我对我现在的出版商Doberman-Yppan非常满意。该公司高效、乐于助人、专业，并负责许多我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 专业排版和分销。

加拿大音乐出版巨头Les Productions d'OZ和Doberman-Yppan的Eric Dussault为有抱负的作曲家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指导：“作曲家开始寻找出版商并不容易。大多数传统出版社的出版物较少，以避免风险。尽管如此，我认为作曲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演奏他或她的音乐。”

高斯解释道，“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滴水穿石，这是许多因素的结合，让我的作品变得更为广为人知。然而，表演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无论是自我出版还是与像d'OZ这样的出版商合作，几乎所有的作曲家都会利用个人网站和社交媒体渠道更广泛地展示他们的作品，并与演奏家、委约创作者和其他观众保持联系。但是，这不能替代个人的互动。 “我总是建议我作曲专业的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参加的艺术节、音乐会、比赛和其他活动，”高斯说。 “一旦人们与你进行了一些社交互动，如果他们在音乐会上听到你的作品，或者在脸书或YouTube上看到你的帖子，就更有可能留意你。”

例如，Kindle已经从自我发表作品的经历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功和其他奖励。 “我与国际出版商合作了30年，靠每周教授40到60名吉他学生来谋生，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作曲。不是要诋毁出版商 - 因为我没有得到他们广泛的认可 -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带来经济繁荣：来自我的80个出版物的所得几乎不够支付电话费。自我出版变得更有价值 - 我直接联系那些订购我作品并从他们那里收到反馈的人。我的印制版本的Kalimba现在已经一岁了。这是一个挑战，但它令人兴奋，我对自己的经济成功负责。”

即便d'Oz出版社的Dussault也建议，将自我出版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作曲家能够自己处理他们的曲目，”魁北克省的出版商说道。为了这

理由和其他因素，d'OZ为客户提供排版和印刷服务。 “有些作曲家更愿意完全控制他们的版权和制作。今天有抱负的作曲家应该学习自我出版、版权和权利的基础知识。“

权利和机制

作为一名作曲家，当你创作的音乐被录制、流媒体传播、公开演出或用于电影或电视原声带时，你都应该获得付费。作曲家可以保留、许可甚至出售其作品的权利。根据美国版权法，虽然不需要注册你的作品，但这样做是明智的，特别是在您需要针对版权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出版商通常会注册版权， 并且更愿意以出版商自己的名义这样做，但这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在美国，作曲家可以在ecocopyright.gov上注册他们自己的版权，无论是作为标记的乐谱还是音频录音，或两者兼而有之。 （音乐作品的注册要么是录音，要么是CD，要么用于流媒体，要么作为表演艺术的作品 - 如果两者都是，申请人将作品注册为录音。）

每个国家/地区都有不同的版权法和机构；因此，作曲家和出版商还必须考虑是否保护多个地区的版权。例如，如果挪威作曲家的作品很可能在美国录制和演出，他或她可能想在两个地区注册版权。作曲家还可以考虑使用知识共享许可来分享他们的作品，同时保护他们的版权。音乐许可是获得在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录音、数字下载等中使用版权作品的许可的过程。同样，音乐作品的许可（包括旋律、和声、打击乐节奏以及录音等），艺术家录制的乐曲表演。记录他或她自己作曲作品的作曲家可以同时获得作品和表演的许可，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补偿两者的用途。四种不同类型的音乐许可证发挥作用。同步许可证（或“同步”许可证）需要同步化与视觉内容定时的音乐作品的权利，例如在YouTube视频或电影原声带中，以及重现该内容的能力。这些许可证通常是一次性固定费用，从名义金额到数千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具体权利，预算和谈判方的相对杠杆。

机械许可证授权制作、复制和分发纯音频录音（乙烯基、CD、下载）。因此，需要录制你作品的表演者通常通过许可机构寻求机械许可。如果先前已录制过一个作品，“强制”许可条款要求向版权所有者支付标准版税率。公共演出许可证允许演奏或播放音乐作品或录音，例如演奏的音乐会演出。

最后，主使用许可授予在特定媒体中修复主记录的权利，并以固定费用或单位版税（记录标签通常拥有主人）制作副本。如果制作人希望使用Jason Vieaux录制你的作品而不是Pablo Villegas录制的电视广告，则可以调用此类许可。 “合理使用”版权例外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用于教育目的。

作曲家可以向执行权利组织（PRO）注册，该组织代表歌曲作者和出版商，通过谈判一揽子许可证，餐馆和酒吧，以及其他在公共场合使用音乐的地方，然后收取费用并将其作为演出版税分发给注册的词曲作者和出版商。在美国，PRO包括Broadcast Music，Inc（BMI）；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协会（ASCAP）；在向PRO注册时，作曲家还需要确定是仅作为歌曲作者还是作为出版者注册 - 分别授予权利并为每个人收取费用。

PRO也因地域而异。 OZ产品与加拿大的SOCAN和SODRAC合作；高斯是英国执行权利协会的成员； Kindle与SUISA（瑞士音乐作者和出版商合作社）；与ASCAP的Farias；我注册为BMI的出版商和作曲家，以获得演出版税和机械权利。

WIFM

法里亚斯认为，作曲家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个人艺术冲动。但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作曲家可能会想知道“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对于高斯和法里亚斯来说，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佣金和捐助。

“这不是一种尝试谋生的明智方式，”高斯承认道。 “即使经过30年的专业写作，财务回报也是有限的。我收取每日费率，然后计算出这篇作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写完，并计算出佣金。我的每日费率相当于瓦工或泥水匠的费率。对于在更多商业或应用领域工作的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但仍然不容易。你想要的艺术控制越多，你获得的收入就越少。“

除了解版权和许可问题外，作曲家还应咨询财务或税务顾问，了解作曲的税务影响。例如，合作者可以从机械许可证或发布版税收入中扣除诸如版权注册，PRO会员费，网站费用和其他费用等费用。

毫不奇怪，大多数作曲家通过教学或其他方式补充收入。 “组成是我的职业，”Kindle说，“但这只能归功于我作为吉他老师的职业。相信你可以通过作曲来生活，这是一种幻想。我的经济状况促使我成立了我的出版公司；从卡林巴版出售的几本书带来了超过一年的其他版税。我很自豪，连同我作为吉他老师的全职工作，我有能力建立我的投资组合。我今天认为这是一种特权，能够用我的音乐激励许多年轻的吉他手，并与世界各地的专业音乐家联系，这真是太棒了。”